我的中专校友(一):我们都是湖南机电人!
这段时间总在外面跑,从湖南到云南,再到广东,飞机换动车,动车换高铁,高铁又换汽车。
落脚的地方换了一个又一个,倒巧,碰见湖南机电学校的校友,也多了起来。
月中正在云南施甸县大东山下吃菌子,野生菌的鲜气还裹着舌尖,手机收到条信息,说他叫易新人,也是湖南机电学校毕业的,现在昆明发展,能否见个面?
我还没来得及回复,第二条信息又跳了出来,他说是我师兄,我进校那年,他刚毕业。虽无交集,但却默默关注我文章和朋友圈9年了。
就这份跨越9年的关注,让我很是触动。
到昆明时,我们约好在翠湖边见了一面,两碗米饭,一碟小炒黄牛肉,我们就着三十多年的光阴,从上午聊到了日头偏西。
机电人,机电情。这种情谊似乎好像津市澧水河畔的风,不必解释什么,即便是几十年未见,但都能从对方的身上闻到熟悉的味道。
这样的遇见多了,倒让我生出个念头。先前写过《追寻沈从文的足迹》,写过《父亲的山寨》,也写过《湖南印象》等系列,可大多成为过去了。
如今面对着一个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,忽然想,是不是该再写个《我的中专校友》系列?
这念头一冒出来,就好像当年在学校里曾经喜欢过某位女孩子一样,搁在心里,再也放不下了。
我是1990年秋天从湘西山寨走出来的。那年初中毕业,心里头直打鼓。湘西的山高,路远,我长到十五岁,连县城都只去过一趟。
填志愿时,山寨还没有通电,因为长期在煤油灯下读书,眼睛发酸,所以一看见“湖南机电学校”几个字,我就有了种特别的冲动,想都没有多想,便顽固地爱上了它。
父亲说,看学校名字,应该在省会长沙,那可是个大地方,要好好珍惜。“去吧,路远,自己照顾好自己。”
收到录取通知书,才晓得学校在津市市。我和准备送我去报到的表哥罗世明,趴在供销社的柜台上翻了半天地图,才在常德市的角落里找到“津市”,看见澧水河穿城而过。
我们是8月底某天上午十一点从永顺县城出发的,第一次坐长途汽车出湘西,车过大庸(1994年改为张家界),窗外的山渐渐矮了,稻田平整整的,河水宽得晃眼。
按照路线,我们在大庸县城的青年旅社住了一晚,第二天一大早赶火车,中午到石门县城下,然后再坐汽车。约三个多小时后,司机喊:“津市到了,机电学校的下车喽!”
我跟着人群下了车,发现上厕所的人多,看见汽车站外有一排红砖墙,墙上爬满绿藤,就赶紧跑过去,躲在墙后长长地撒了泡尿。
说实话,第一次坐火车,我竟然不知道火车上有厕所,后来每每谈及这些往事,还被表哥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。
撒完尿回头,看见一个穿着白衬衣的人走了过来,接过我们的行李说,“我叫陈黎明,迎新的,是不是以为学校在长沙?往届的新生都这么想。你们来的时候还好,今年澧水大桥通了,我们去年来都是坐轮渡过的。”
三十年后,作者和陈黎明师兄合影
那时我倒不觉得有多失落。反正已跳出农门,至于学校在津市还是长沙,又有什么关系?就好像湘西山寨的竹笋,春天到了,该冒头就冒头,管它长在山脚还是山腰。
学校不大,进门有个小池塘,池塘边有些老樟树,枝桠伸得老长,把下面的路遮得严严实实。
教学楼比樟树高,崭新的七层,灰墙白顶。教学楼下樟树也多,樟树间藏着图书馆和阅览室,红砖墙,白窗户,窗户朝着池塘。我们读书时,常常能听取蛙声一片。
我在电气9001班,班里53人,女生8人。
头一年,45个男同学的宿舍是两间大教室,上下铺挨得紧紧的,晚上睡觉,鼾声、磨牙声、说梦话声混在一起,常让人夜不能寐,可回想起来,那些声音比任何催眠曲都亲切。
操场就在池塘边,很大,我们课间操、上体育课都在那儿。食堂在操场东头,早上卖稀饭馒头和卷子,中午总有青椒炒肉,油汪汪的,能拌两碗饭。
小卖部在食堂旁边,一毛钱一瓶的汽水和一根绿豆冰棒,陪了我们4个夏天。
我们那届学生,多半是从农村来的,且大都是湖南各县中考的佼佼者。衡南县的刘冬冬,是当年的全省中考状元,就跟我同班,他的事迹还上过湖南日报,标题叫《农家飞出个金凤凰》。
那时候的我们,身上都带着股土气,可读书都很用功,上课认认真真听着,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,晚自习教室的灯总亮得很晚,回到宿舍大家多在讨论白天的作业。
中专四年,比起书本知识,更让人记挂的是校园的“小社会”。
我在班上当过团支书,后来又当电气科团总支书记,后两年还在团委、学生会任过秘书长,同时是《机电青年》主编,还担过求索文学社社长和校园记者站站长。
因为这些身份,加上爱交朋结友的性格,我认识的校友很多。上到1987届的师兄师姐,下到1993届的师弟师妹,都能说上几句。
1987届的师兄老周,爱写诗,常在文学社的会上念他的经典名句:“樟树的影子/落在课桌上/像谁的手/不经意间/晃动了我的心。”
1993届的师妹小张,刚入学时怯生生的,见人就脸红,后来她逐渐成了文学社的骨干,参加校园朗诵比赛还拿过一等奖,气质优雅、淡定从容,完全没有了当初的羞怯。
除了上课、搞社团,我们爱做的事,就是“读社会这本大书”。
学校门口有很多小馆子,老乡聚会,同学过生日,都爱去炖几个钵子。马姨的牛肉钵和“三老板”的鱼粉,想起来都直咽口水。
周末爱去津市的老街。石板路被踩得光溜溜的,路边有卖灯芯糕的,甜得黏牙;卖酱板鸭的,香味能飘满半条街。
那时津市米粉还没有现在出名,我们常去澧水大桥下一家豆腐脑摊子,五分钱一碗,热乎着喝下去,浑身都舒坦。摊主是个老太太,见我们是学生,总会多给半勺,还说:“念书辛苦,多吃点。”
我们还常去大同山。去大同山得经过津市师范,那所学校女生比男生多,学校门口也没有保安。
我们常装着路过,偷偷地看女生们打球、跑步,心里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温爱。
可以说,在湖南机电学校求学4年,前后7届的校友,我都认得不少。加上后来到长沙工作,打交道的校友多达十多届。
很多人,就像在昆明遇到的易新人师兄等校友,虽在校未谋面,但只要一说到津市,一说到湖南机电学校,大家就像校园内那棵老樟树上的枝桠,看着不相干,其实根都连在一块的。
毕业那年夏天,热得反常。我们在教学楼前拍合影,男生穿白衬衫多,女生有的梳着辫子,有人还把校徽别在胸前,校徽是铜的,被太阳晒得发烫。
分配的通知下来,我去了长沙锅炉厂,刘冬冬去了长沙卷烟厂,不少同学都去了国企,刘均益去了长沙客车厂,罗应飞去了衡阳变压器厂......
包括我熟悉的校友,如金铁龙和童忠顺等去了长沙卷烟厂,李铁祥去了冷水江9765军工厂,张柳去了常德浦沅机械厂,周翠飞去了衡阳钢管厂,谭爱平去了衡阳汽车配件厂......
谁也没料到,1994年,也就是我们参加工作不久,国企改革的浪潮就涌了过来,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
先是听说衡阳变压器厂裁员,接着长沙客车厂举步维艰,接着是我所在的长沙锅炉厂,连工资都无法正常发放了,而浦沅机械厂等全省机械行业企业,日子也都不好过。
那段时间,“下岗”成了我们嘴边最沉重的词。有同学下岗了,有校友下岗了,很多比我们晚毕业的校友,毕业即下岗。
不少校友在企业还没干多久,为了生存,不得不离开:易新人师兄去了云南,刘涌师弟换了单位,李武军师弟去了广州......
我也曾动过主动离职的念头,可去哪呢?广东沿海地区?我只是个中专生,只是一名电工,本事有限,技能不足.....
还有,我们总以为国企改革只是一个过程,只是自己人生一段历程,企业经过不断调整和应对,熬一熬就过去了。人在困难面前,总相信风雨同舟,总愿意再撑一把。
也正是那段时期,我们开始深刻地反省自身:自己有几斤几两?万一企业真垮了,自己能靠什么活下去?既然无法改变现实,那么如何强大自己?
就像当年在湘西山寨煤油灯下备考一样,我又开始了新的学习。过去,我们靠认真读书改变了命运,如今,大家得靠努力学习适应社会。
除了好好工作,我当时下功夫最多的就是写作了,一方面记录身边的人和事,投稿赚些稿费,一方面也是排解苦闷,不断给自己打气。
那段日子,见校友的次数倒多了。有次在长沙的劳务市场,竟然碰见了师兄诗人老周,他正举着块牌子,上面写“会写材料,找份活。”
我喊他,他回头,笑了笑,说:“厂子垮了,混口饭吃。”我们蹲在马路上,抽着烟,没多说什么。烟抽完了,他拍了拍我肩膀:“师弟,没事,总会好的。”
周师兄后来开了个小打印店,躲在雨花亭附近一个巷子里,巴掌大的地方,我去过一回。
前些年再去,房子拆了,打印店没了,问附近的人,都说不知道他去哪里了,电话也打不通了,至今杳无音讯,只记得他写的一句诗:“津市的澧水河是条廋河/却能载着我们的梦流向大海......”
师妹小张在常德卷烟厂工作。前几年去常德看她,她还是老样子,只是眼角多了些纹。她说:“厂里效益还行,就是忙。”
她拉我去到常德河街吃米粉,嫩滑、舒爽,带着淡淡的辣,好像回到家津市的日子。
师妹说起同学或校友,谁下岗了,谁开了店,谁去了乡下,说得轻描淡写,就像说那天天气。可我知道,那些轻描淡写的背后,都是熬过来的日子。
进机关的同学和校友,日子倒安稳些。1992届的一个师弟,从企业考进政府机关,从文书做起,一步步做到了处级。
师弟没有什么架子,和我见面多。有次聊起我们校友,他叹气说,“大家都不容易,特别是你们在体制外闯的人。”
我笑着说,“你们在体制内,也有自己的难处。”其实我们都懂,作为中专生,不管走哪条路,都没有“容易”二字。
校友们在外闯,大致分为两种,一种是守着老本行,靠手艺谋生。像我同学罗应飞、刘均益等,现在成了行业的老师傅,走到哪里都有人请。
另一种是自己创业,像刘涌,从简单的电瓶车做起,现在成为了中国新能源环卫车辆的排头兵;刘启早带领友丰精密机械不断扩展版图,如今在云南、湖南和江苏都建了生产基地;李铁祥创办的湖南金弘再生资源集团发展迅猛,已跻身全省百强企业,税收贡献进入全省民企10强行列。
这几年见校友,多是在饭局上。有人当了领导,有人成了老板,可坐下来吃饭,还是爱吃津市米粉和钵子菜。
特别是1991届的何昔云师弟,只要有校友来长沙,他总会把聚会安排在他家不远的“常德佬钵钵菜”。店里的牛肉钵、肥肠钵等,跟当年校门口“三老板”的味道差不多。
只要没别的事,我都会去。酒过三巡,校友们话就多了,说当年曾经喜欢过谁,谁毕业时抱着谁哭,还说谁和谁至今还藕断丝连......
有回一个师兄喝多了,拍着桌子喊,“当年以为我们考个中专就有好日子过,没想到生活这么难!”喊完,眼圈都红了。大家都没讲多话,只是端起酒杯说:“喝酒、喝酒。”
喝完酒,大家继续说说笑笑。没有人抱怨时代不公。说起下岗时的难,何师弟只说:“那时候年轻,扛得住。”说起坐生意的累,夏师妹笑:“看着生意好,就不觉得累了。”
听着看着校友们聊天,我总想起湘西山寨的山笋,破土时,难免会碰到了石头,但也能歪歪扭扭地冒出来,而且还带着点土,带着点泥,活得扎扎实实,很有韧劲。
三十多年过去了,弹指一挥间。有人说,我们这代中专生,更像是时代丢下的一粒独特的种子,落在田埂上,落在石缝中,没人管,没人问,自己却拼命往土里钻。
有人机会好,长得高些。有人运气差,长得矮些。可都还顽强地活着,都在不停地往前挪。
有人说我们这代中专生,算不得成功。可成功又是什么呢?是住大房子,当大官?还是赚大钱?我看好像都不是。
前年,我们一些校友到唐级刚师弟老家去玩,他的父亲煮了一锅湘西腊肉,香气飘满屋子。我让老人家少搞点,他却笑着说:“你们难得来,放心,家里有的是。”那笑容里的热情,比任何“成功”都珍贵。
我们这代中专生,是时代的产物。当年靠读书跳出农门,大多经历过“铁饭碗”的荣光,也尝过下岗的苦涩。
没人专门写过我们,可我们就在这儿,在中国的大街小巷,在工厂车间,在田埂地头,活着,忙着,快乐着。
2024年是我们毕业30年,班上25位同学从全国各地回了趟津市。
学校早在二十年前就搬到了长沙,旧址改成了津市职教集团,但老教学楼和部分宿舍在,操场和足球场还在。
我们像三十年前一样,分寝室踢了场足球。虽然大家多跑不动了,累得气喘吁吁的,但无人不玩得开心。
老教学楼下那些樟树还在,枝桠更粗了,绿藤爬满了红砖墙。门口的小馆子消失了,换成了安静的过道。池塘还在,只是蛙声少了,多了些钓鱼老人。
我站在老樟树下,傻傻地呆了一阵,风一吹,樟树叶沙沙响,好像有人在说话。是三十多年前的我们?在操场上奔跑?在教室里读书?在池塘漫步?在文学社谈诗?那些日子仿佛在昨天,又似乎隔了好远。
前阵子翻旧物,翻到当年一张贰元饭票,蓝色的,上面印着一个盘子,盘子里盛满鱼,很清晰,摸着还是温的。
我不由地想起三十多年前,周师兄曾说过:“我们好像一条鱼/澧水河载着梦流向大海。”
如今才懂。与其说我们是鱼,还不如说我们是澧水里的水,急的时候撞过石头,缓的时候睡过河滩,不要说道路坎坎坷坷,酸甜苦辣都是歌,一首永不停歇的歌......
也想过,为什么要写中专校友?大概是因为这世上写大人物的多,写我们这些小人物的少。六零后、七零后,八零后,中专生,国企职工,下岗工人,创业者。这些标签贴在身上,像旧衣服。
可就是我们这些穿着“旧衣服”的人,有血有肉,有苦有甜。
我们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,过着平凡的生活,生着平凡的病,慢慢平凡的老去,一切都十分平凡。可一想到这是千万中专生共同的命运,又让人感到一种奇异的庄严。
所以,《我的中专校友》系列,是该动笔了。不为别的,就为老教学楼前那些的合影,为津市的米粉、豆腐脑和糖油粑粑,为老周师兄没有写完的诗,为那些在时代里起起落落,却始终微笑前行的校友们。
他们也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样子:不显眼,却扎实,像地里的庄稼,春种秋收,自有力量。(完)。
来源:刘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