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年，每逢生日，或是过了没几天，我总会写篇小文，聊聊过往的日子，说说心里的滋味，叙叙寻常的体会。

      可今年生日过了快一个月，好几回坐下来想写，对着空白的纸或是亮着的屏，脑子里转了又转，竟不知从哪里落笔才好。

      只因这是头一个，没有父亲问候的生日。

      我才五十一，父亲也只七十八岁啊，他的离去，在湘西山寨并不算高寿。

      去年我五十岁生日时，还在电话里和他聊了老半天，絮絮叨叨，说些家常，他的声音隔着山水传过来，稳稳的。

      可今年五月二十七，他就这么走了。像湘西山寨的雾，一阵风就散了。

      国庆节那天，农历八月初十，是我五十一岁生日。

      读高中的儿子在长沙忙些学习活动，我和爱人带着女儿，回了湘西山寨。

      母亲早早就备下了晚饭，宰了只自家养的土鸡，炖得汤清味鲜；灶上炒了盘腊肉，肥瘦相间，泛着油光；还有一碗熬肉，炖得烂熟，入口即化。

      弟弟刘辉和大妹刘群也从县城赶回来，陪我过了生日。

      站在五十一前出生的那栋木屋前，木头纹路里嵌着岁月的灰，风从屋前的松林穿过来，带着些凉意，我心里却空落落的。

      这是一个没有父亲问候的生日。木屋还是这栋木屋，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的话语了。

      1973年初，父亲从原四十七军退伍回到湘西山寨，同年就和母亲成了家，转头便起了这栋木屋。

      木头是山里采的，梁柱打得扎实，壁板拼得齐整，一砖一瓦，都是他亲手搭起来的。

      1974年，我就生在这木屋里。后来，两个妹妹、一个弟弟，也都在这屋里落了地，吸着山里的清氧，裹着柴火的暖香长大。

      我们姊妹四个，对这木屋的感情很深。五年前，又把它翻修了一回：壁板换了新的，刷上桐油，亮堂堂的；原来烧火的火坑改成了卧室，不呛人了；专门修了厨房、厕所和灶屋。

      一来，是想让不愿进城的父亲住得舒服点；二来，也想把这老屋好好留着，留着我们的根。

      湘西山寨缺水，我们便凑钱帮父亲打了口大水池，寻着了山涧的水源，把水龙头接进了屋里。

      打那以后，父亲再也不用天不亮就背着木桶去背水，天冷了，也能随时烧壶热水喝，洗澡也有热水器了。

      我们兄弟姊妹总劝他，年纪大了，享享清福，别再累着。可他偏不听，依旧守着那片地，种了差不多十亩田，养着几十只鸡，每年还必喂两头大肥猪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      不少亲朋好友也劝他少做些，他总笑着摆手，说自己身体硬朗，没事，还常自嘲说“疾病都忘了我”，活了几十年，从没进过医院的门。

      可常年累月的劳作，饮食上也不讲究，剩菜冷饭随手就吃，再加上抽了几十年的烟，肺终究是扛不住了。

      一觉得不舒服，便是大病。我们急着把他送到长沙最好的医院，求医问药，想尽了法子，终究是无力回天。

      从查出病到走，父亲坚持了五个多月的光景，快得像一场梦，一醒来，人就没了。

      父亲是在山寨的木屋里走的，走的前两晚，我们父子俩都睡在一起。

      他连呼吸都很困难了，我给他开了呼吸机，喂了止痛药，他枕我的手臂，才沉沉睡去。这也是我最后一次，离父亲那么近。

      他走的那天，山寨下了点小雨，淅淅沥沥。床边坐了很多人，他睡着了，打了个翻身，呼吸便停了，悄无声息，像睡着了一般。

      父亲在堂屋里躺了四晚，我们送他长眠在自己耕种了几十年的地边，前面是日夜不息的两岔河，身后是蜿蜒挺拔的龙头山。

      这是一片生他养他的土地，如今成了他的归宿，也成了我们这辈子，永远牵挂的地方。

      父亲走了，一向在城里帮我们带孩子的母亲，却执意留在了山寨。

      她说，要是她也进城了，这木屋没人照管，慢慢就荒了，家也就散了，姊妹几个回来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了。

      再者，她和父亲携手走了五十二年，要是她也离开了，父亲的坟头，怕就要长满杂草了。

      母亲今年七十一了，她心里清楚，很多事是拦不住的，就像山寨里一栋栋倒塌的木屋，一块块荒芜的田地，都是岁月留不下的痕迹。可她还是守着，尽力守着。

      老话讲，妈在，家就在。有妈的地方，就有我们回山寨的路。

      可父亲的离去，终究是在心里剜了块口子，又疼又空。他才七十八岁啊，年前还在地里干活，精神头足得很，一场大病就这么带走了他，怎么也让人回不过神。

      所以，在山寨过这个五十一岁生日，再香的土鸡，再软的熬肉，我也吃不出半点滋味来。

      那天下午，我一个人去了父亲的坟前，给他烧了些纸，敬了柱香，又点了支烟，放在坟头的石头上。

      记得父亲得了肺病去长沙治疗后，就再也没抽过烟。有一回我们在小区散步，他馋得厉害，像个孩子似的望着我，小声问“能抽一口不”，我狠心没答应他……

      坐在坟前的石头上，心里头默默和他说了好多话：说家里的事，说孩子们的近况，说木屋的变化。可再怎么说，也听不到他应一声，听不到他那句熟悉的问候和祝福了。

      父亲陪我过了整整五十个生日，从襁褓里的婴孩，到长大成人，再到我也成了父亲，他的问候，从没缺过一回。可偏偏，在我五十一岁生日来之前，他走了。

      往事就像山间的风，一吹就过，却总把人心吹得隐隐作痛。

      母亲说，1974年八月初十，我出生时是中午，父亲正在农业社的田里打谷子，离家远得很。

      放工往回赶，一进木屋，看见木床上躺着个大胖小子，正呼呼睡得起劲，他竟忍不住，在我脸上轻轻捏了一下。

      我不知道那天父亲是什么心情。他八个月大的时候，爷爷就走了，他是跟着奶奶长大的。如今他二十七岁，自己也成了父亲，有了儿子，那份喜悦和沉甸甸的责任，想来是不用多说的。

      记忆里，小时候总黏着父亲。他背我、抱我、牵我、送我，走在山寨的山水间，去田里干活，去山里砍柴，去镇上的小卖部打酱油。

      晚上，也常和他睡在一张床上，闻着他身上的烟火气和汗味，听他讲部队的事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

      那时候家里穷，父母整日在田间地头忙活，一年到头，能顿顿吃饱就不错了。可不管多忙，我生日那天，父亲总记得。哪怕只是煮一碗鸡蛋汤，打两个荷包蛋，也是份郑重的仪式。

      慢慢长大了，开始读书。十岁以前，每晚都能回家，所以生日那天，总能和父母待在一起。

      十岁以后，我读书就开始寄宿了，离山寨远，父母也更忙了，生日也就渐渐淡了，有时甚至过了才想起“哦，前些天是我生日”。

      1990年夏天，我还不满十六岁，初中毕业考上了湖南机电学校，总算跳出了“农门”，成了山寨里第一个靠读书改变命运的人。

      十六岁的生日，是在学校过的。生日前几天，竟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信，还有一张五十块钱的汇款单。

      父亲没多少文化，字写得歪歪扭扭，信里问我在学校过得好不好，吃不吃得惯，还提了句“是不是还怪我没让你读高中考大学”。

      他说，自己就这点本事，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要读书，实在供不起我再读下去……

      父亲在信里劝我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别往心里去，放下包袱，好好学手艺，往前看。说不管如何，毕业后能有个铁饭碗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也算安稳。

      父亲说，这五十块钱是他帮人锯木料挣的，家里一切都好，让我过生日时打个牙祭，买些好吃的，剩下的钱再添件衣服。

      中专四年，那封信我一直留着。每逢心情低落、觉得熬不下去的时候，就拿出来读一遍，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，仿佛父亲就站在身边，拍着肩膀劝我。

      我总记得他信里的话：放下思想包袱，努力向前看。

      后来不知前头会遇到什么难处，但心里总揣着这句话，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。

      可惜，毕业后搬了几次家，那封信竟弄丢了。不过也没什么要紧，父亲的话，早就刻在心里，融进骨子里了。

    1994年夏天，我快要参加工作了。父亲特意从湘西赶到长沙，找了他当年的两个战友，反复托付，希望他们能多照应我些。

      那一年，我二十岁。

      农历八月初十生日那天，是公历9月15日。我们长沙锅炉厂14号发工资，每月一百四十块，我转手就给父亲寄了五十块。

      没过多久，我也收到了父亲的信，是生日前寄出来的，由读小学的小妹代笔，他在一旁口述，借着山寨煤油灯昏黄的光写的。

      信里说，上月寄来的钱收到了，让我放心，弟弟妹妹都上学了，家里的猪肯吃也肯长，一切都好，让我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。

      父亲又提到了我的生日，说二十岁的人，正是八九点钟的太阳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反复叮嘱我，到了单位要团结同事，听领导的话，好好学技术，别偷懒。

      参加工作后，车间办公室和宿舍都装了电话。没过多久，我也给家里装了台卫星电话：一个大大的“翻天锅”架在屋顶，成了山寨里人和外面联系的宝贝。

      那时候打电话贵，和寨子里许多外出务工的人一样，大多是我们打回去。从那以后，写信就成了往事，再也没写过。

      但每年生日，父亲总会准时打来电话。话不多，无非是问“生日吃了什么好菜”“身体好不好”“工作累不累”，语气平平的，却透着惦记。

      再后来，有了BB机，又换了手机，通讯工具一茬换一茬，变的是方式，不变的是他的问候。

      是的，多年来，每年农历八月初十那天，我总能接到父亲的电话，提醒我“今天是你生日，吃点好的”。

      其实我自己，从来没有过生日的概念。湘西山寨本就有这规矩：父母在，不过生；没满六十岁，不祝寿。

      再者，那时候在长沙锅炉厂当工人，活儿苦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工资还常常不按时发。下班之余，还得出去做小工补贴家用，哪有心思琢磨过生日的事。

      直到我自己也成了父亲，生日才渐渐被重视起来。到了那天，总得意思意思，多半是孩子们热心，盼着聚在一起，能吃块蛋糕，闹一闹。

      十多年前，电话慢慢普及了，我给父亲母亲都配了手机。不管我身在长沙，还是出差在外省，每年农历八月初十那天，总能准时接到父母的问候，一句“生日快乐”，简单，却暖。

      回想这些年，我的生日大多在长沙过，或是在出差的路上。只有2014年满四十岁那年，特意回了趟湘西山寨。

      2013年底，山寨已经通了水泥路，从长沙开车回去，四百五十多公里，五个半小时就能到了。

      得知我要转来，父母前一天晚上就从鸡圈里抓了只大公鸡，第二天一早天不亮就宰了，褪毛、清洗，炖在锅里，就等我到家开吃。

      那年儿子才四岁多，刚上幼儿园，女儿还没出生。逮饭时，父亲说现在国家政策好，你才四十岁，能生就多生几个，家里人丁兴旺才好。

      那时候弟弟还在长沙谋生，还是单身。父亲反复叮嘱我，长兄为父，要多帮帮弟弟，他快三十了，该成家了。

      那晚，我和父亲睡在一张床上，就像小时候那样。他说得最多的，是“责任”二字，说我是老大，要撑起这个家。他还说，自己才六十七岁，能吃能做，一点不用我操心。

      为了证明自己身体好，还能多干活，他那晚竟劝我，帮他买头水牛，说寨子里通了水泥路，路边好多田地都荒了，他想种起来。

      我没有马上答应，毕竟岁月不饶人，怕他累着，劝他种种菜、养养鸡就好。

      父亲却不肯，说干点农活不算什么，还能帮我们减轻负担，更何况弟弟还没成家，多挣一点是一点。

      我终究没拗过他。没过多久，他就自己偷偷买了两头水牛：一头母牛，一头牛崽。他说，母牛能耕田犁地，下了崽还能卖钱，划算。

      事已至此，我也不好再多说。之后每个月回山寨，就多了件事：陪父亲守牛，和他一起去山里砍柴。

      干这些活，总不由地想起小时候，寨子里家家户户都有牛，守牛、砍柴，是我们这些孩子假期里必做的“功课”。

      可如今，当年一起放牛的伙伴们，大多外出务工了，寨子里人少了，牛也少了，好多田地都荒了，草长得比人还高。

      过去守牛，得紧紧看着，生怕牛啃了别人家的庄稼；现在倒好，到处都是草，牛随便放，不用操心。

      许是干活时太孤单，许是天天放牛、砍柴太费力气，许是真的老了，五年前，七十三岁的父亲还是把牛卖了，从此不再耕田犁地，只是种些口粮田。

      可即便如此，一年也总要种七八亩地，多是玉米、黄豆和油菜。没有牛，农忙时就请人用农耕机种。他说，每年要喂两头猪，这些庄稼，都是猪的口粮。

      “活到老，做到老。”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。他还说，要是哪一天干不动农活了，也就差不多要入土了。

      父亲一辈子都在劳动。我过每个生日，电话里说得最多的，也是劳动。他说“不劳动者不得食”，说“生命在于劳动”，这些话，我会记住一辈子。

      父亲走后不久，我们清点他的遗物，最显眼的是满满两屋子的玉米，足有五六千斤，其中一间，就在他的卧室里，堆得高高的。

      遵照他的遗言，我们把他葬在了一块玉米地边，那是他常年劳作的地方，种过玉米、黄豆、油菜、红薯、土豆，几十年来，从没荒过。

      往事如风吹散，一晃眼，竟已近半年光景......

      过了51岁生日，我们在山寨住了五天。即将回长沙那天，我又专门去了那块玉米地。一座石碑立在那里，父亲躺在里面，我坐在外面。

      我抽了一支烟，也给父亲点了一支，让烟丝慢慢燃着，就像从前和他一起抽烟时那样。

      唉！人生就像这烟，燃着燃着就没了。

      五十多年光阴，也一闪而过，可和父亲有关的那些事，却历历在目：一起吃饭、一起睡觉、一起干活的画面，在脑子里不停地转，如今，只剩下回忆了。

      好在这些年，我把我们父子俩的故事，写成了《父亲的山寨》系列文章，足足有三四十万字，发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。

      在自媒体时代，《父亲的山寨》系列竟也得了不少人认可，有人说，从文字里，看到了自己父亲的影子。

      我想，父亲走了，母亲还在，山寨还在，日子还得继续。今后我会一如既往地回山寨，陪母亲吃顿饭，和她聊聊天，再去父亲的坟前，看看他，和他说说话。

      我很想念我的父亲，最近做梦也梦见他。梦见他在田里干活，背还是挺直的；梦见他坐在木屋的门槛上抽烟，朝我笑；梦见他像从前那样，问我“最近过得好不好”。

      在梦里，我又分明知道他走了，可他总时不时地出现，就好像从没离开过一样。（完）。

来源：刘 明